二.牢记卅年，（大师是怎样炼不成的？余秋雨别传第二章之二）

二.牢记卅年

余秋雨到上海读中学。“我是以高分考取中学的”[9]。既然余秋雨先生觉得这样说着有一种快感，就让他这么说吧。虽然过来人都知道那时候所有升学考试的分数都是保密的，泄露者甚至要冒受处分的危险。

关于自己的中学岁月，余秋雨向读者介绍过下列情况：

我被“指定为美术课的‘课代表’，还被邀请参加了学校的美术小组”；

“一九五八年普陀区废品利用展览会入门大堂的主题画，就是我一个人画的……那时，我十一岁（原文如此）”；

“我的数学成绩很快已是全班第二名”（我负责任地告诉读者，我们那个年代，中学生绝对不排学习成绩的名次）；

“不久上海举办全市分片数学竞赛，我获北片第七名”；

“高雅而美丽的刁攀桂老师每次一上作文课”就兴高采烈地问大家：“‘大家猜猜看，我又要朗诵谁的作文了？’”，男女同学就全部朝余秋雨看，“我立即红着脸低下了头。”于是，老师开始朗诵余秋雨的作文。

余秋雨能记得的就是这些。他当然可以对大跃进、大办钢铁、总路线只字不提，虽然这一切对我们这一代过来人该是何等刻骨铭心。我们惊奇的是，多愁善感的余秋雨为何对之没有一丁点感悟。

当然还有一件事需要大提特提，那就是他牢记了卅年的作文大赛得奖。卅年是初次提到它的时间，到现在则已经是五十年了。

在初中阶段余秋雨就对语文有了特殊的偏爱，随着中学课程的增加和难度的加深，余秋雨渐渐显示了作文方面的特殊天赋，高中时期的语文老师对他非常喜欢并器重。1962年，余秋雨的一篇作文在上海的比赛中得了奖。这件事对余秋雨之重要，如果不说是决定了至少也是影响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这次得奖是他的文学起点，走向成功的奠基石。

他多次在文章中回忆这件事。“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市作文比赛中获得大奖，获奖作文立即被收入语文教材”[10]，他不无自豪地说，“记得我那篇得奖作文是是在一个夏天的黄昏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一挥而就的，好像是为了应付暑假作业吧，一写完就飞奔出去玩耍了”[11]。真是会者不难、难者不会。他说得是何等轻巧，真是人比人就得死！他回忆起见到作文比赛的总裁判，一位风度不凡的大学教师，“我曾是他最虔诚的崇拜者，他作过一次决定我终生的指点，那年我才14岁”[12]（按：不知为什么，余秋雨总要把自己的年龄减去两岁！难道是为了与九岁小学毕业配套？）。

我们虽然不知道余秋雨的这篇作文写了一些什么，但是六十年代初期正是杨朔、秦牧、刘白羽、魏巍大行其道的时候，他们的散文被视为正朔而上了中小学语文课本。其共同特点是词藻华丽、政治正确、宏大叙事。假话、大话、空话，就是不讲人话。80后的韩寒说撒谎从作文开始，可见我们的语文教育一直如此。媚到骨里的形容词，气势如虹的排比句，故弄玄虚装深沉，引经据典讲意义。当时的中学生包括我自己，谁做作文不走这个路数呢？在那种氛围下，余秋雨的作文得了奖，令他开始走上了迷恋八股文章的道路。秋雨体作文或由此发端，后来的事实证明，经过“石一歌”、写作组的特殊训练，余秋雨把这种假、大、空的文章作法发挥到了极致。

余秋雨先生自己说过：“确实，一个人的文笔是生命的自然流露，其中埋藏着近似基因的东西，不管负载什么内容，相隔多少时间，都不会改变深层‘密码’”[13]。人们从余秋雨的散文乃至演讲中，不是还可以看到假、大、空密码的自然流露吗？

成也得奖败也得奖。就负面影响来说，这个得奖对余秋雨是毁灭性的。能够存世的是作品而不是名气，哪怕你拿奖拿到手酸。